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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0月，广州，地下战线的同志陆续走出隐蔽岗位。
一次工作安排中，广东籍的柯正平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哥哥柯麟。
让他意外的是，组织档案中的“代号10”，竟然就是家里那个早年赴广州求学、后来长期失去音讯的亲哥哥。
“是你？
”柯正平先认出了对方。
柯麟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看了弟弟片刻。
那一刻，两人既是血亲，也是分别多年的同志。
直到组织人员说明情况，他们才知道，过去二十多年里，兄弟俩一直在同一面旗帜下工作，却始终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。
这种隐瞒，并非兄弟之间生了嫌隙，而是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。
对于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来说，亲属关系有时会成为最危险的线索。
知道得越少，暴露后牵连的人就越少。
柯正平参加地下工作后，甚至不敢向家人打听哥哥的下落，生怕一句无意的话，给对方带来麻烦。
柯麟出生于广东海丰，早年在广州求学，所学方向与医学有关。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广东革命运动活跃，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不断发展。
海丰又是农民运动的重要地区，彭湃等人的实践，对当地青年影响很深。
柯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触革命思想，逐步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。
他没有选择公开身份，而是利用医务工作作掩护。
医生这个职业有特殊便利：能够接触不同阶层的人，也有理由出入许多场所，还可以为受伤同志提供治疗。
更重要的是，医疗工作本身不容易引起外界警觉。
对柯麟而言，诊所既是谋生之所，也可能成为转移人员、传递消息的掩护点。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广东进入白色恐怖时期。
许多共产党员被捕，地下组织遭到破坏，公开活动几乎无法继续。
柯麟此后转入更加隐蔽的工作，曾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交通和医疗联络。
有关他的活动，后来留下的资料并不完整，但可以确认的是，他长期处在高风险环境中，身份不能公开，行动也不能留下明显痕迹。
弟弟柯正平走的是另一条路。
由于家庭条件和现实环境所限，他没有像哥哥那样长期求学，而是较早参与家中经营。
柯家以染坊为业，生意往来使他熟悉商贸、人情和运输渠道。
表面看，这只是普通商人的生活；
在革命斗争中，这些社会关系却能为物资转运、经费筹措和人员掩护提供便利。
1930年代前后，柯正平逐步接触进步人士，并加入地下组织。
组织安排他以商人身份活动，往来于广东、香港等地，承担经费和物资方面的工作。
那时的香港人员复杂，既有各方势力，也有国民党特务活动。
一个店铺、一批货物、一次普通的商业往来，都可能隐藏着特殊任务。
有意思的是，兄弟二人后来都在香港一带从事工作，却没有直接相认。
柯麟以医务人员身份活动，柯正平则借商贸关系开展联络。
他们可能通过同一条交通线传递过文件、药品或经费，却不知道任务的另一端就是自己的亲人。
地下工作最忌讳追问。
交通员只负责自己的环节，联络人只知道必要情况。
即便有人察觉某个商人可靠，也不会继续查问其家庭背景；
即便听说某位医生值得信任，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兄弟是谁。
柯麟和柯正平正是在这种“单线联系、彼此隔绝”的制度下，各自完成任务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香港成为人员转移、物资中转和情报联络的重要地点。
柯麟利用医务身份救治伤员、掩护同志，柯正平则承担筹措资金、运输物资等工作。
两人的工作性质不同，却都要求沉着、谨慎，不能因一时冲动破坏整个联络网络。
柯正平曾面对过特务盘查。
对方看似询问货物，实则观察店内人员和行动。
他只能把自己装成精明但普通的生意人，用生意话应付过去。
柯麟也曾面对搜查，必须在不露声色的情况下转移相关人员和文件。
这样的危险，不像战场上的枪声那样明显，却同样可能决定生死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，南方地下组织开始承担新的任务。
人员、档案、资金和物资需要重新安排，长期隐蔽的同志也逐渐获得公开身份。
柯麟和柯正平分别参与了香港、澳门一带的庆祝及联络工作，直到组织将他们调往广州，兄弟关系才真正被揭开。
“原来代号10就是哥哥。
” 柯正平这句话，既包含惊讶，也包含多年压在心里的疑问。
柯麟得知弟弟同样早已参加革命，也没有责怪他隐瞒，反而明白，正是这种互不打听、互不暴露，才让两个人平安走过了最危险的岁月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柯麟继续从事医疗和卫生方面的工作，柯正平则凭借长期经营积累的经验，参与南方经济和社会事务。
那段不能相认的岁月，后来才逐渐从组织材料和个人回忆中拼接出来。
对他们而言，“代号10”不只是一个秘密身份，也记录着一个家庭成员如何在共同信仰下，各自承担责任、彼此守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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